我年12月9日被生在福建漳州海澄的古月港边上，祖籍云霄。大家都说我属猴，但我个人认为我是属水的，我打骨子里热爱水。

离我家七十米左右有一架小桥，叫港口桥，跟朱元璋的曾孙子一样老。桥口住着一个叫饭桶的大人，超神奇。港口桥没有护栏，坦荡得很。我经常坐在桥沿上，望桥下嬉闹的浪花。抬起眼，不远处就是宽阔得适合摆放航母的九龙江下游水面。每天潮涨潮退，那块土地在江水的眼里起起落落，很适合做梦。我家租住在生产队的公房里，生产队的公房叫队间。队间比较破旧，屋顶洞洞一个挤着一个，天黑透时可以在屋内观察星座，位置感特别强。夜里，银河经常呼呼喝喝跨过我家屋顶。队间的前面是一口大得可以淹死水牛的池塘，叫乌地河。乌地河的水是活的，青蛙经常在初夏的夜里把塘底吵得翻过来。越过乌地河是一片毯子般平整的水稻田，水稻田浩浩荡荡，一直伸展到日头每天收工的地方。那片水稻田肥得插根扁担都能发芽。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几乎天天饿肚子。我在水里抓过鱼、虾、泥鳅、河蟹、田螺，摸过鸭子的屁股和水蛇的尾巴。我曾经叫得出路边屋角所有野花野草的名字。我曾经坐在田头看一家田鼠忙活了一整个下午。我喜欢水，我几天见不到水面就会难受得脚底抽筋。我会野鸭子一般睡在水面上，我会划船。被我领导过的动物除了鸡、鸭、鹅、猪、猫，还有一只战无不胜的母山羊，它跑起来风都追不上。我家不养狗，因为狗要消耗粮食，更要命的是狗爱吃屎，只听主人的话，立场坚定不讲是非。我没放过牛，一是出身不好，不可靠，二是大家都认为书和我的距离要比牛近得多。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日子持续到十四周岁。然后我到镇上自己住，然后糊里糊涂地到城里上了两年学，然后到山上教了七年的物理，然后被我的妻子收容到了城里，继续教物理，顺便养了一个女儿。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外婆，外婆带大了我们姐弟五个。外婆上过学，毕业后她有两个选择，要么跟她爸学中医，要么当老师，结果她选择了后者。我出生时她早就不当老师了，她当了我的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外婆不让我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说假话，她说：“你跟别人不一样！”想不通外婆为什么会那样子教我，大概是她个子高脊梁骨直吧。结果我到现在连句假话都说不囫囵，脸红，冒汗。只好不当领导。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我爸。他是云霄阳霞人，年开始在海澄乡下被“监督劳动”。我懂事时林彪已经卸妆了，气氛比较放松，于是我爸只要有空就卷根尖屁股就着星光或者月亮跌在树下的斑斑点点给我们讲三国，讲西游记。水浒他是不讲的，因为我们用不着当流氓。那时我爸每年要拿出分的工分请隔壁邻居监督他。男青壮劳力一天的报酬是10个工分，工分不够我们就得饿着肚子睡觉梦都做不踏实，所以我爸每天挑重活累活干，常常累得拖鞋都拖不动。他讲的故事，一点一滴长在我的脑回里。

我的第三个老师是我妈。我妈小时候是个天才儿童，数学天才。年夏天，红儿班的老师找到我妈，要她赶紧把我送到小学里，因为我呆在红儿班里显得很突兀，不谐调。没想到小学竟然不要我，说我年龄不够。这样一拖拖到年秋，总算混进了学堂。我一进学堂，伟大领袖就主动离开了。空气马上毛手毛脚起来，街上的供销社里甚至出现了一些不是毛选的书。我发现我喜欢水，但我更喜欢书，所以开始到处找书。这年11月初，我甚至把攒了好几年的一毛一分钱拿去买了一本叫《候补民兵》的连环画。我妈觉得我的行为很不气派，恰好当时她给“结合”到海澄街上的公社手工业联合社上班，偏偏街上竟然有一家图书馆，和手联社仅仅隔着几堵墙壁，于是我妈每天都要夹回三本两本杂志来。有一回她一下带回了十五本，一齐压在我的书包上，说，你看个够！害得我忙活了四五天，差点忘了倒尿桶。暑假寒假她上班时干脆让我模仿跟屁虫，带到图书馆，丢进去，不管了。由此可见，母亲的爱常常是不讲原则的。我妈对我的这份爱造成的直接结果是我小学三年级就近视了，如今想看看对面游过的美女都使不上劲，只好抬头望云，大家都说我人品很好。　

我在小学里冒充了很长时间的天才儿童，直到有人不愿意面对这种现实并且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局面才得以改观。我开始还很高兴呢——这样就不会每个人都盯着我了，我也可以翻墙上树拿石子丢别人家屋顶了。光想想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快活得哼出声来。

我的第四个老师是我初一初二时的语文老师侯文普。他是晋江安海人，个子矮小肚子肥大，怎么看怎么像冲绳岛人。如今想起来，他满满一肚子都是墨水，不是脂肪。他是个资深右派，大学一毕业就当上了。在伟大领袖离开前，他一直在为学校的食堂养猪。因为猪也怕饿肚子，所以大冬天的他总得套只短裤头跳到池塘里捞浮萍喂猪，一边捞一边抖，搞得池塘里水花四溅像装了喷泉。侯老师一开学就教我们古文。他要我们每天上课时先背下两首唐诗或者宋词，他教我们王云五的四角号码，他还准备要我们学元曲，他把现代文丢在最后，只讲生字生词和课文梗概，中心思想他是不管的。他说，《荔枝蜜》这种东西能叫文章吗？！侯老师开始还以为我是个小流氓呢，因为有次全班同学整整齐齐张圆了嘴巴坐在大操场上承接老师的口水，我身为班长却突然原地来了个后滚翻，闪开了迎面射来的唾沫星子，还笑得像只野猴子。

侯老师第一次看到我的作文时大叫：“震惊！”还到处乱说。他从来不改我的作文，只在上面打分数，这很好地维护了我的自尊心。我没让他知道，我从诗经一路看到了纳兰性德。他的满分标准是85分，我的一位同学有次就得了85分，如今他是我们区的作协主席，直接领导着我，经常载我出去玩。侯老师图省事，每次都给我85，有次他不小心给了我98分，因为我写了一篇怀念我外婆的小东西，大概四张稿纸。他在课堂上念着念着，眼眶眼白红起来，鼻腔里也起了动静。为什么抠掉2分？因为我竟然写了一个错别字。人家写日记都要先写日期、天气等等等，再写内容，我有次只写了一句话：“妈的，小便还要享受毛毛雨！”底下签上日期。他大笔一挥，一个比他个子还大的红字蹦出来：“好！”他也有生我气的时候。有一回，他把我的日记本重重拍在我桌上，看都不看我一眼，走了――我一看，他在我的本子上划了一条愤怒的红蟒蛇，上面当然是我的字，我写：我们的班主任是“全校的矮子冠军”。我们班主任的身高只有一米四多一点，比侯老师还矮一截。我的脸登时热得受不了，从此我记住了，不尊重人是不可以的。我们上初三时他调回安海老家了，因为他也是有家室的人啊。他家就在著名的五里桥边，离郑成功家不远。后来老家的学校要他当校长，他不肯，当了副校长。年初，我和我的区作协主席同学约好了要请他回来住几天，才知道他年就退休了，12月底，出门要到对面的老年活动中心充当老人，不想有车飞过来，把他撞了，因为撞得太狠，他只好离开了人间。我很难过，但是没办法。我有一大叠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对我来说最要紧的东西。我在本子里画了一只土馒头，前面立了一个长方碑，上写：“侯先生千古！”我想念他，我非常想念他！

侯老师走了，我只好自己教自己。我教自己整晚整晚地看各种书籍，天上的地下的，过去的，未来的。我喜欢狐狸精。我教自己上课时买副黑框眼镜戴着，端端正正地坐在第一排睡觉，而且从没胡乱流过口水。

一直到我分配去山里的中学教物理。

我快二十一周岁的时候，碰到了第五个老师郑镛。他是我好朋友的班主任，历史系教授，市历史学会会长。他曾去台湾当过特邀教授，讲学。他说，马英九的手干干的，很温暖，一握就知道是好人。他说，马英九很客气，见谁都说“久仰久仰！”郑老师身段很好胸部很高，事业线相当的清晰。我在山上时，他每个月都给我准备下一叠书，等我下山来拿。人文、经济、哲学、艺术、野史，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当年我想调进城里来，他还特意带我搭公共汽车到县里找教育局长的爱人，说妥了。可是没想到隔天教育局长竟然把我扣住了，理由是我走了学校就坍了――局长纯粹是在嚼舌头，我又不是不周山。郑老师热爱姜太公，喜欢钓东西。我女儿一苇还在她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有一天，他钓到了一只小脸盆大的王八，赶紧炖好了，叫我把一苇之妈运到他家吃，要求吃光光，吃得一苇之妈直打嗝。一苇的名字就是他取的。我如果心神不宁了，就跑到他家里讨杯茶水喝，顺便顺点东西回来。他是我的老师，更是我的大哥，我女儿叫他：“小狗阿伯！”我口袋里经常没带钱，但我的文字一点酸味也没有，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

我的第六个老师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姓林，姓涂，叫张惟默。他的真名叫涂振华，我叫他师父。涂先生是台湾老报人。十多年前，还不叫张惟默的涂先生以为自己的腿脚慢了，走路绊蒜了，于是给自己放了个终身假，退休了，定居在珠海。《纪念白求恩》里那几句动不动就跳出来的话语用来描绘他再合适不过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让我感到生活是如此的美好。他是本百科大全，要什么，有什么。年1月24日，正在左岸网站闲逛的涂先生看到了我的一篇游戏文字《我打老婆了》，看得开怀，顺着藤儿摸到了瓜，看到了我的短篇小说《曲蹄》，看得胸部有些起落，忍不住到处跟人贴留言，要人家来看《曲蹄》，他说：“吓坏了我的好！”他觉得我不出名很没人道，他想把我推到山坡上去，让人们看到我黄金比例的身段。同时他也想帮助更多的文字鲜活得如开春时逆流而上的鱼的素不相识的朋友。于是，他想办一本文学杂志，结果理所当然地撞了墙，鼻头肿得像愤怒的河南杞县大蒜头。杞县曾经有人忧过天。最后他开办了“新文学报报”博客，然后一头扎了进去。几个月下来，动静不小，可以使用“风生水起”这个成语了。我就是在他和别人的讨论中知道了世界华语文学圈最坚硬的文学奖叫“联合报文学奖”。

这个奖很壮阳，王小波就是得了它之后胆气大盛辞职专心写作的。我上网查了地址，按照提示把短篇小说《气球》寄到了台北，结果，天上掉馅饼了，得奖了。我得奖后最高兴的肯定是涂先生。他一直担心我不写字，所以一有空就给我打电话，长途电话，催我写字，一说，没个完，有次竟然从傍晚七点一直讲到凌晨三点多。听得我眼睛都绿了。他谈他的经历，谈各种文化的差别，谈不接受先进文明的民族的可悲……我知道，他希望我赶快成为“大师”，但是，“大师”那种东西好玩吗？所以我一直不同意。年1月中旬，他在准备赶回台北给马英九投票的前夜，歪在了珠海住处的卫生间里，把选票带到天堂里了。到今天我还不大接受他不在了这件事。他告诉我，人是需要互相帮助的，人帮你，有机会，你也要帮人。我把这句话嚼烂了，吞下去了。我是个守信用的人。

我还有一个老师，那就是书。我看的第一本书叫《妇科大全》，有空心砖那么厚，里面都是图，从怀孕一直到难产的处理，里里外外，一样不落。那书是我舅塞在床底下的，共两大箱，除了这本，其它都是线装，有四书五经，还有整套的民国法律。找到它们的原因不清，可能是三四岁时饿昏了头到床下乱钻，结果就撞见了，很是吓了一跳。所以我对性的看法和常人有相当大的差别。

另一本上学前翻着玩的书叫《离骚》。那是我爸的。他说，离骚就是牢骚，发牢骚。当时没去想，领袖为什么不把牢骚也给烧了呢！牢骚我不懂，因为我从小就很尊重大人们，他们饿得都是骨头了还能给我们吃的，虽说是清得可以进行仰泳的稀粥，一点也不坚硬。《离骚》的封面挺一人像，叫屈原，瘦得像我周围的人民公社社员。屈原不扛锄头，他在腰间拖了一根木棍，我爸说，那不是木棍，那叫剑，作用和菜刀差不多。因此我在上学前记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一行字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我上学后一直在疯了似的找书、看书。我算了一下，识字后我不看字纸的日子肯定不会超过50天。我最喜欢的古代作家当然是苏东坡，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同一种型号的心脏，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我最喜欢的当代作家应该是林斤澜。至于为什么喜欢他，您找到他写的短文《十月电话》看一看就明白了。

我曾经邀请一位中学时的女同学和我一起生一群小猴子。她委婉地拒绝了，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我从小就知道我不是钢铁，我是钻石。我一直很感激她，因为她无意中帮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并且让我有机会遇到我的妻子。我特别在乎我的妻子，因为我只有一个妻子，物以稀为贵。我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共同生活了二十年还愿意手拉手走在街上的人，并且在二十八周岁时结了婚，实现了我在年春天许下的第二个心愿。那时我一脚都快踩上二十九周岁的门槛了，好险！是个神奇的年份。这年的春天，青草和树叶都绿得要飞起来。那时我上初三。在这春风荡漾的日子里，我定下了两个小目标，都比“先挣一个亿”大许多：第一，长大后我一定要从事和物理相关的专业；第二，我要在二十八岁时和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姑娘结婚。

妻子小我五岁，套用杨振宁先生的格式叫我在她最美好的年龄遇到了她。她说嫁给我纯粹是为色所迷。我觉得她没说真话，她是为书所迷。结婚后她每天没事就抓着书，不是左手，就是右手。我们的床头柜里里外外都是书。我家的书房比正经房间大一半，书厨站满了三面墙。她把书厨里的每一本书都看完了，甚至无聊到看了两遍的《本草纲目》，在里面发现了几个错别字。我也看过本草，但我近视严重，眼光没她锐利，我在里面看到的是一大堆干屎，比如夜明砂、望月砂、五灵脂、百草灵、左盘龙、龙涎香。我感觉李时珍是个比郭德纲还优秀的段子手。我个人反对吃屎。

她是我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只要她看了没出声，那就没问题，可以拿出去招摇。如果她看了说：“这地方看起来怪怪的。”我马上一脸正经坐回书桌前。我知道我有个毛病，总以为别人都和我一样，懂得和我一样多，人生而平等。可是我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别人常常很难接受。我有必要把常识用最浅显的话说出来，就像跟孩子们讲物理一样。我说过“你看着疙瘩可我写的时候一点也不疙瘩啊。”但那纯粹是嘴硬。我一直认定让别人读起来舒服是一件很慈悲的事。年1月20日凌晨，我很投入地做了一个梦，场面壮观热烈，情节转折颇多，部分梦境还是彩色的。很好。可不幸的是：我在梦里不慎挥了一拳，这一拳结结实实砸在了她的脑袋上。心疼死我了。我不属公鸡，也不是领导，这辈子就这么一个老婆，没有替代品，打坏了怎么办？心疼死我了。

醒来后我做了件极不正经的事——把梦完完整整记录下来，发到了网上。一年后，那时还叫张惟默的涂振华先生看到了，找上门来，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然后我给了他一个惊喜——拿到了联合报文学奖。其实我还得到过台湾的林语堂文学创作奖，后来还连续入围了三次最后决审。这个奖在业内口碑很好，因为参赛稿件大多硬梆梆。这事我没有告诉涂先生。愿涂先生在天堂安乐吉祥。

作者简介：方达明，闽南男人。年夏天毕业于漳州师范学院物理系。小说曾获第八、第九届美国新语丝文学奖、第四届台湾林语堂文学创作奖、第33届联合报文学奖。著有中短篇小说选集《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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