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2月4日，也是除夕，鲁迅正在写他的《祝福》。开头的一句“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放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很贴切。春节的北京，空旷的有些陌生。我妈包饺子，我妻哄孩子，我竟有些插不上手。趁着这个悠闲的下午，聊三位古人，跟大家一起辞旧迎新。

第一位是卢照邻，他是唐朝诗人，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一起并称“初唐四杰”。他少年得意，十几岁就有“当代司马相如”的才名。“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的杨炯曾说自己“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我们很熟悉的“只羡鸳鸯不羡仙”就化用自卢照邻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卢照邻的人生却非常悲惨，他中年突患恶疾，无法做官。此后十余年他四处求医，从当世名医到偏方丹药，他都积极尝试，但还是发展到“四肢萎堕，五官欹缺”，最后在痛苦与绝望中投水自尽。

他的病，古籍里叫“风疾”，现代人推测多认为是麻风病。因为患病时间长，他又很能写，所以整个求医的过程留下不少文字记载，对我们了解古代医疗状况，是个很好的参考。

卢照邻求医过程的最高潮，就是曾拜孙思邈为师。他在自己的《病梨赋》序中对孙氏评价极高：“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但孙思邈跟他聊的主要是一些大原则，“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啦，“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啦，“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啦。药王具体给他用了什么方子不得而知，但从结果看，肯定是没啥效果。

卢照邻还曾从一隐士手里求来“玄明膏”，并且自己炼制丹药服用。当然没有效果，反而加重了病情。但他把这些归咎于恰巧其父病故，每一号哭，药气随涕泗流出，还有买不起上好丹砂，只能用“马牙颜色微光净者充用”。丧失劳动能力的卢照邻只能坐吃山空，“破产以供医药”，“七八年间货用都尽”，后来，为了购买上好丹砂，他还曾发起过“众筹”，作《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直书》，请求“天下名流贵族，王公卿士，以仁恻之心，达枯骨朽株者”，“朝英贵士济而好仁者，何必相识，故知与不知，咸送诗告，请无案剑，同掩体骸云尔”。

研道修仙本是当时全民流行的“进步追求”，病中的卢照邻更是把“呼吸吐纳…飞腾上清”，炼丹服饵，得到成仙这些当成了正事儿。虽然最后并没能“与乾坤合其寿，与日月齐其明”，但从当时他的作品看，这些给了他不小的精神慰藉。可是病情终是不见好转，卢照邻也曾转投佛教，认为佛家“合二家（儒、道）之美”，晚年为了祈获福泽，“所费尤广”。但这些精神寄托终归都挡不住病痛的折磨，他终于发现“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生也既无其主，死也云其告谁？”

卢照邻的作品中，有大量对病痛的描述，“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形半生而半死，气一绝而一连”，“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蠖”。故旧朋友自是疏远，自家子女也“恩已绝乎斯代”。最后在与亲属诀别后，他自沉颖水，结束了痛苦的一生。

卢照邻漫长而复杂的求医过程，经常在文艺或历史作品中出现，但很少在中医话题里提到。提到的，也多是作为孙思邈那段“名医之道”的配角。究其原因，这显然是传统医学走麦城的详细记录。作为文艺青年领袖，他的交游也算广泛，可以调动的医疗资源远比普通老百姓丰富，在近二十年的求医过程中，他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但并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而服食丹饵的过程中，还出现过很明显的中毒反应。

由于麻风病致死性不强，在漫长的疾病发展过程中，病人很容易出现面容改变与肢体残疾，因而被正常人疏远。这种社会歧视往往给麻风病患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影响。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古往今来无数的麻风病人大多有着与卢照邻相似痛苦与绝望，直到抗生素的诞生。现代医学已经搞清楚，麻风的病因是麻风分歧杆菌感染，长期多药联合治疗可以停止麻风病的进展，虽然无法逆转神经损害与畸形，但已经可以极大的缓解病人的痛苦。

第二位是明朝医家王大纶。王大纶生前身后的影响力可能都不是很大，以至于他生平，都只能在他留下的一本《婴童类萃》里寻找线索。这本书目前只有明天启二年的初刻本藏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从他自作的跋文以及卷首题词中推断，他大约是晚明万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医生。他说自己家族世代行医，祖孙父子相授受，已历九代，期间大小方脉，多所研究，尤以幼科为专门。用现在的话说，是个以儿科为专科的全科医生。

当然，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婴童类萃》里那套颅囟诊断，五经统论，调理脾胃，外敷热灸的医疗方法，全都是故纸堆里的垃圾，没有丝毫借鉴意义。但里边有一段批评推拿与“挑三筋”的内容，却十分有趣。在《禁挑筋论》中，他说古代虽有小儿推拿之法，但只是流行于无医村落，临时应急的民间手段，由此演变而来的“挑三筋”，更是“胡说可笑之极”，他说这玩意要是真能挑，一定能找到传授此法的权威证据，请问“出于黄帝素问乎？出于历代明医乎？出何经典乎？”

试问我们身边这些现代人，面对偏方神汉时，能发出这三问吗？它在当代的权威资料里有吗？出于AAP乎？出于WHO乎？出于尼尔森儿科学乎？王大纶崇古，是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我们厚今是基于对发展的了解。但王大纶这追求证据的精神，放在当代，没准就走上了循证医学的正途。在求真求证上输给古人，非常对不起我们受过的九年义务教育。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婴童类萃》的铅印本，这本当时流传不广，书评和引用都很少见的古代医书，在科学昌明的现代，反而被介绍与引用的越来越多。对于历史研究，它确有价值；对于育儿与健康，你说这是进步还是倒退呢？

我想聊的第三位是李时珍，这位因为编纂了《本草纲目》而留名后世的明代药圣，不需要我过多介绍。现在刊印的《本草纲目》，很多是删节本，全本的“人部”，因为包含了屎尿月水魂魄等很多匪夷所思的药材，经常被人拿来做嘲笑李时珍的资料。还有人集合了里边提到的各种粪便，搞了个“全屎方”：戌腹米二钱，龙涎香三钱，两头尖一钱，猪零半钱，左盘龙三钱，人中黄一钱，夜明砂半钱，牛洞二钱，五灵脂八钱，明目砂一两，白丁香三钱，鸡矢醴半升，加轮回酒二升，煮开三次，灌服（编者：网友Kenny叔叔）。

有人会说这是专盯着糟粕，忽视了精华。但这些糟粕，往往最能体现古人的认知水平。这些烂七八糟的东西他都觉得有效，都要记载传承下去，那他对其他的不那么烂七八糟的东西的判断，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最少也得先用现代的技术与标准去验证一下嘛。如果不加验证，那就等于置此后数百年的发展不顾，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古代人。

其实李时珍用了三十多年时间，阅读了数百种古籍资料，校对、删改、分类、核名，最终编了那么一大部书，这个事情我是十分佩服的，至少我自己是做不到的。客观的说，李时珍在当时也许推动了某些进步，尽管用现在的眼光看，那“进步”仅仅是原地踏步。

无论是笑骂屎尿药方，还是嘲笑今日信徒，带来的都只是些虚幻、短暂的快感。我们对《本草纲目》原貌的呈现与批评，也不该停留于苛责古人。他们受到当时认知水平的限制，要求他们超越时代是不现实的，我们自己又能跳出自己的时代多少呢？真正有意义的，是用这些荒诞警醒那些现在还相信明朝人李时珍的人。李时珍如果也一味相信前朝的“李时珍”，恐怕也不必编那大书了，宋代就已有《证类本草》之类的书传世。

三位古人，一个患者，一个医生，一个药圣，都是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人，就这一点说，我们恐怕都很难望其项背；但我们身边常见的现代医学成就，消灭天花，剖腹产子，治疗麻风，对他们又何尝不是神仙灵异呢？九十多年过去，鲁迅那句“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虽然仍有味道，但细品起来，那味道却也又不同了很多。我们所处的，正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多、最快的时代。适应、拥抱、创造变化，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我们不该辜负。

如果舍不得辞旧，又怎么能迎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