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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公布，其中《黔中城市史（3卷）》荣获二等奖。自此，这部由学者范松所著的有关贵州城市发展进程的著作，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贵州城市诞生于何时？经历了哪些主要历史时期？如今规模如何？特别地，城市的发展给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作者范松。

贵州都市报：就我有限的了解，贵州有关城市发展的研究，此前似乎还没有。您是如何对这一领域产生兴趣的？

范松：当初立意写《黔中城市史》，是缘于对以贵阳为中心的这片贵州腹地，感性上觉得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是贵阳的位置正好在贵州省的正中，仿佛用一根支柱就可从这里将状如荷叶的全省撑起来；其后是因为接触关于贵州历史的史籍后，发现这片位于云贵高原东半块的高原山地，因为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偏僻、闭塞、荒茔，却又从先秦之际到近代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个中原因让人颇费思量。

贵州都市报：的确，这片土地有太多的神奇之处。

范松：是的。再有就是黔中这方土地，因为受地形地貌和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魏晋以后在经济上即陷入国家最贫穷地区的困境。偏偏愈穷愈有吸引力，不但成了中国南方古代四大族系的交汇地，今天仅有17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贵州，常住人口几达4千万之多；更令人不解的是，历史上经济长期落后的贵州，文化上却表现不俗，不唯是儒学在西南的沃土，出过尹珍、盛览、王阳明、郑莫黎等一批大儒，还在获准开科取士的短短几百年，产生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三状元一探花的盛况。

至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后发赶超创造的奇迹，“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落户贵阳，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落户贵州，凡此种种，无不需要有学者去寻根问底，探寻其中的自然、社会、历史的原因。

贵州都市报：在当下，这一选题有怎样的价值及意义呢？

范松：根据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西南地区将再造黔中、滇中两大城市群，其中的黔中城市群是典型喀斯特地理条件下贵州省山地城镇化的引擎。一个城市群的建设与打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建设工程，黔中城市史从黔中独特的喀斯特地貌的分析入手，探讨山地高原地区城市群的特殊性，黔中城市群构建中必须重视的客观制约因素、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喀斯特地貌的生态优势，创造性地打造绿色、生态、环保，集产业化与城乡和谐发展为一体的新型高原山地城市群范式。

贵州都市报：我很想知道，当中原地区已经有了城市雏形，以及城市不断涌现的漫长过程中，贵州社会经济状况如何？

范松：贵州不仅因诸多古生物化石群的陆续发现，被视为地球生命的源头，更因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有着辉煌的史前文明。从史籍看，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一段关于汉代西南地区民族政权及相关经济状况的记述，其文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魋髻、耕田、有邑聚。”据此可知，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落后，有“魋髻”说明头发不是披头散发作野人状，有“耕田”、“邑聚”说明已进入了农耕文明时期，而黔中地区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也说明在西汉时期，贵州仅仅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边远但并非想象的那么落后。

我们所能确定的贵州高原探讨山地高原地区城市群的特殊性的人类聚落究竟有哪些呢？目前能感知道的至少应包括夜郎古国的都城、它的旁小邑及秦汉王朝在夜郎境内设置的郡县治所。问题在于黔中虽在古夜郎国的辖境内，夜郎的政治中心究竟在何处，迄今仍是一个悬念。

贵州都市报：就您的研究，贵州城镇是何时产生城市萌芽的。请简单描述当时的相关因素。以及城市集聚发展的几个阶段。

范松：透过历史的轨迹可以发现，黔中城镇的起源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治所型城镇。历史上因为黔中曾经历过“方国与郡县并存”、“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流官体制与土司制度并存”、“府州县与卫所并存”等多种统治形式，因而城镇的起源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以“方国与郡县并存”时期起源的城市为例，由于这段时期从秦汉一直延续到两宋，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历史上出现过的方国，如古夜郎、且兰、罗甸国等都与黔中有一定关系。方国有大有小，存在时间有长有短，但如夜郎这样受封为王，如且兰这种敢于抗拒出兵征南越的政权，不可能没有它们的政权中心，也就不可能没有早期的城邑。就“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流官体制与土司制度并存”时期的状况来看，不可能都是一片荒芜，不可能除了农村，便没有人群生活与物资交易的场所。至于“府州县与卫所并存”时期，则已到了贵州城镇兴起的高潮阶段。

第二种类型城镇是军事目的为主形成的城镇。明代贵州刮起的城镇兴建之风，几乎都是围绕着明王朝的军事需求而形成的。此一时期黔中新兴或由旧城镇扩建的城市，以安顺、普定、平坝等为典型代表。这批城镇绝大部分都主要是军事要塞，军户和他们的家属成了城镇的主体，随着他们的到来，导致了生产生活面的拓宽，进而促进了城镇的兴旺。这种情况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也是贵州城镇起源与发展史最显著的特点。

第三种城镇是通道地位形成的古代城镇，黔中的贵阳、安顺都属于此。

贵州都市报：军事和交通之外呢？

范松：另一种类型是文化通道地位形成的城镇，此类城镇形成的时间较早。地处国家西南地区腹地的黔中，一直是西南地区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加上地形地貌复杂，自然生态优良，不易受外来侵袭干扰等诸多特点，每当古代因政治或经济原因引发人口大规模迁徙之际，这里便成了人们谋求生存，避乱求安的良好选择地。秦汉之际，当中国南方的氐羌、苗瑶、百越、百濮四大族系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发生变动时，作为贵州最早居民的濮人日渐衰落，氐羌、苗瑶、百越纷纷从西、东、南3个方向涌入地广人稀的贵州。于是，贵州高原也就在秦汉之际，成了南方四大族系交会的结合点，成为历史上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百越文化与氐羌文化的汇聚之地。这样，黔中地区便形成了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五方杂处的地域文化，并造就了古代矩州、开州、蛮州、牂牁、夜郎等一批黔中州、县。

贵州都市报：谈起黔中城市，自然绕不开省府贵阳。请介绍贵阳城自诞生，以及后来的几次变化。

范松：春秋时期的贵州一带被称为南蛮或者荆蛮，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方国，当时的贵阳不是城市，也不叫贵阳，属于其中一个较大的古牂牁国。秦汉时期贵阳属于古夜郎国，但一直没有设县筑城的记录，直到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东晋时期才在贵阳地区设置晋乐县，贵阳地区终于有了县一级的行政建置。现在贵阳市还有叫“进鹿坡”的地名，疑是晋乐的转音。后贵阳在隋朝叫牂州，唐朝叫矩州，“矩”为方形的意思，因贵阳有四方河，“水方为矩，故名矩州”，也因贵阳形状大约为南北长，东西狭窄的长方形盆地而叫做矩州。贵阳还有黑羊菁的称呼，“箐”就是长满竹子的意思，贵阳的简称“筑”，也来源于此。

贵州都市报：之后呢？

范松：宋朝初年，乌蛮人占领的地方包括现在的贵阳市、清镇、龙里和修文，当时朝廷的武力还是很强悍的，乌蛮人首领普贵把矩州献给宋太祖赵匡胤，表示归顺。赵匡胤颁了一个诏书给普贵，其中有“唯尔贵州，远在要荒”一句，于是后来的史书就把这块地盘叫做“贵州”。但矩州正式改称为贵州是在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徽宗时期（公元年）。到了元朝，统治者在水东宋氏辖地划出了一块地建设顺元城，也就是今天的贵阳市，但是没人喜欢“顺元”这个名字，老百姓还是叫它为“贵州城”，最后搞得官方也跟着这么叫。顺元城是贵州被史书记载的第一座城市。

贵州都市报：如此看来，黔中城市的发展，似乎也和贵州建省一致？

范松：朱元璋赶走蒙古人坐了天下，在贵州城设立了省一级的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之后建文帝朱棣采取了许多极具战略眼光的措施，公元年，从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管辖之地各划出一部分成立全国第十三个行省“贵州行省”，同时将处于贵州地域中心顺元城正式改名为“贵州城”作为贵州行省的省会，所以贵州是贵州，贵阳也是贵州。

贵州城作为贵州行省的省会城市，其名称一直沿用了年，直到在明朝隆庆年间（公元8年），明政府将设在今惠水县的程番府迁移到贵州城，合并成为贵阳府，才有了贵阳这个名字。贵州与贵阳也才分道扬镳，但民间依然混淆在一起，明末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也是大玩家）徐霞客写的游记中，仍然把贵阳叫做“贵州城”。

作者简介

范松，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以文博考古、民族地区城市史、地方史为研究方向，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有《黔中城市史》、《贵州交通史话》、《贵州生态史》等专著。

记者赵毫

编辑王迪

编审白凤刘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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