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 　　黄钦终于等到了终选周末，这是11月25日，周五的晚上。此前两天，他几乎只睡了三四个小时，“都是紧张和兴奋。”

　　而蒋在提早抵达上海，这次是爸爸陪她来的。父女俩一到上海就去吃了一顿小笼包，能在紧张的终选之前有这样的放松，蒋在很满足。

　　黄钦23岁，现在是牛津大学政治学在读研究生；蒋在22岁，在加拿大的奎斯特大学读大四。他们都来自贵州，都为同一个目标来到上海，那就是罗德奖学金。

　　罗德奖学金从创办至今，已有年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国际奖学金项目，其申请人都是来自世界名校的佼佼者，但录取率只有0.7%。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罗德奖学金已经培养出多名分布在世界各地、活跃在各行业前沿的罗德学者。比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诺贝尔奖获得者、青霉素的发现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星系天文学创始人和观测宇宙学开拓者爱德文·哈勃；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等。

　　与黄钦和蒋在一同入选的，还有1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高手。从罗德奖学金的评选高标准来看，他们无疑是中国当下最优秀的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在这个号称“本科生的诺贝尔奖”的选拔中，有两位终选入选者同时来自贵州，实属不易。

　　黄钦和蒋在，他们是怎样从这个中国最不发达的省份之一，走到罗德奖学金终选周末的呢？他们有自己的故事，故事里有着他们的光荣与梦想。

　　年，黄钦出生于贵州省金沙县长坝镇。在贵州多个乡镇中，这个小镇名不见经传，百度百科对这里的介绍不过寥寥几十字。而现在，甚至更远的未来，这个小镇可能因为黄钦而被更多人知晓。

　　黄钦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当年12月的冬天，在黄钦的家里，全家人围着这个刚出生的男婴，高兴极了。家人对黄钦的期望很简单，健康平安长大，好好读书。家里人认为，这个孩子如果能走出小镇固然好，如果走不出去，找一份踏实的工作，在小镇生活一辈子也不错。

　　而蒋在的出生，比黄钦晚一年。蒋在的妈妈姜东霞至今仍记得女儿刚出生时，医生把孩子抱到她的面前对她说：“这个小女孩真干净。”那一刻，她承认有些伤感，“觉得生产的疼痛还在延续。”这倒不是因为她重男轻女，而是她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女性要比男性承受更多苦难与压力。

　　姜东霞是个文人，在蒋在出生前，她曾许下期愿：“如果是个男孩子，希望他能成为画家；如果是个女孩，就让她当个诗人，14岁时出一本诗集。”没想到，女儿果真应承了她的期望。可如今，她却觉得，曾经的愿望是年轻妈妈“美好的愚蠢”，“年纪越大越觉得，简单平常才是生活的本质。”她给女儿取名蒋在，其中一层意思是：“我思故我在”。

　　蒋在是个爱思考的孩子。姜东霞说，这孩子“醒”得比较早。

　　4岁多的时候，蒋在听到歌里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她就跑去对妈妈说：“妈妈，小草好可怜，它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也没有人知道它，它却还活着。”这样的话从4岁多的女儿嘴里说出，姜东霞一惊。这是90年代末期的一首流行歌曲，姜东霞听过很多遍，听得厌倦了，她也没思考过歌词的意思。女儿却能对歌词里的小草感同身受，“她会思考。”

　　对于女儿的成长，姜东霞最欣慰的并不是女儿在重量级诗刊发表诗作，以及全额奖学金在国外留学。而是，她的悲悯之心一直没有被磨灭。

　　有一次在超市里，蒋在看见一对小夫妻跟导购员因为一个奶嘴讨价还价。小夫妻说，“这个奶嘴在夜市里只要两块五，你这里五块太贵了，便宜点吧！”导购员哼出一声冷笑说：“那你们去夜市买。”蒋在赶紧逃开了，好像自己做错了事，生怕与小夫妻的目光对视。在那样的场景里，她好像也能体会这对小夫妻的难堪，生怕与他们的目光相遇，都是一种伤害。

　　在姜东霞看来，悲悯这种特质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如果把悲悯视作区分人群的一条准线，黄钦和蒋在无疑是一类人。

　　黄钦4岁多时就上小学了。在学校同一个年级里，他是最小的孩子。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周围的事物总能表现出纯真的善意。可能因为当时太小，对于小学时期的生活，黄钦基本上记不得什么了。只有一件事，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黄钦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中心小学，附近村子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小学。在他的班里，有一个小女孩，每天穿着破旧的衣服来上学。她家大概太穷了，穷到没有精力顾及个人卫生。长时间不洗澡，小女孩的头上都生出了虱子。同学们都嘲笑她、嫌弃她，没有人愿意跟她玩。午饭的时候，小女孩只有抱着一只破旧的八宝粥罐子，躲在教学楼的角落一个人默默地吃饭。

　　黄钦的家境不富裕，全家人靠经营一所幼儿园为生。可在学校，看到这样的场景，深深触动了他。他走到小女孩面前，轻轻地塞给她几毛钱。那是黄钦仅有的一点零花钱。

　　对于小女孩来说，这些零花钱难以改变什么。但对于黄钦来说，这也许是在他都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种下的一颗小小种子。现在回想起来，这有可能是黄钦“做一些改变这个社会的事情”的愿望，最初的发端。

　　这颗小小的种子在黄钦的身体里暗自生长。种子的生长有一股无穷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可以把人生轨迹拉向庸常的反方向。

　　黄钦忘记自己是怎么知道清华北大这两所学校的名字了，他只记得，从知道的那天起，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考清华北大。对城里孩子而言，这样的愿望不足为奇，可黄钦的家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小镇。说是小镇，其实和农村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在黄钦小时候，这里每天只有两班车通往外部世界。就像小镇上的人们为了赶车早早地等在车站一样，黄钦为了清华北大的目标，一直努力学习。

　　他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资。舅舅母友鑫说，“这孩子学什么都很快，别人要学上好几遍的事情，他一遍就能学会。”也因为这样，家人才让他4岁多就去读了小学。虽然是同年级里最小的孩子，可这并不影响黄钦长期占领年级第一的位置。更难得的是，他从来不因此骄傲。他总是对自己的前路，保持着谨慎与敬畏。

　　让母友鑫印象深刻的是，小学的时候，一次放学回家，黄钦闷闷不乐。一问才知道，原来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黄钦仍旧考了第一名，但因为没有考满分，他很不开心。“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不一般。”

　　蒋在也是一个不一般的孩子，这不仅表现在她总能轻松考得年级前几名，而是，她不是那种让老师省心的好学生。在老师眼里，她是让人头疼的“麻烦制造者”。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里，老师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小小的蒋在，却敢于挑战这样的权威。有同学犯了错，老师要全班同学一起跟着受罚，其他学生都默不作声，只有蒋在站出来质问老师：“我们又没犯错，凭什么惩罚我们。”

　　在她的逻辑里，“你让我听从你的要求，你就得证明你的说法和做法是正确的，我才会去完成你的要求。”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她在数学课上看课外书。数学老师发现了，命令蒋在站起来，又一把夺过她的书，气急败坏地撕毁了这本书。全班同学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暴吓住了，而站在暴风眼的蒋在却以一种超出那个年龄的冷静姿态站在那里，目光与老师对抗，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出：“请你向我道歉，赔我的书。”

　　数学老师被蒋在的话震住了，隔了2秒钟才回过神：“你在课上看课外书，还要我对你道歉？”蒋在无比镇定：“我看课外书是我的错，你让我站起来，我也站起来了，这是对你的尊重。但是你撕我的书，就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如果在美国，你应该去坐牢。”

　　从小在妈妈的书房里，蒋在读过的书可能比老师还多。所以她知道，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所以，当她和老师“对决”时，老师“打了败仗”。可想而知，姜东霞被请到了学校。最后沟通的结果是，姜东霞回家教育蒋在，老师也要把书赔给蒋在。

　　蒋在“不一般”的个性，源自母亲从小对她的守护。姜东霞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天才、都有灵性。可大多数家庭和学校做的事情，是将这些特质磨灭，把孩子们变成考试机器。她的这种守护，使得她对蒋在的教育方式，看起来跟常人完全相反。

　　比如和老师发生正面交锋这样的事情，在姜东霞那里，她没有严厉批评女儿，她只是严肃地告诉女儿，“以后不要这么对抗老师。这个世界有它运行的规则，你可以有个性，但是也需要适应规则才能生存。”

　　而在学习上，其他家长恨不得24小时盯着孩子，她却几乎完全不管。蒋在拿回家的作业、考试卷子，姜东霞从来都是“闭着眼睛签字”。小学一年级，老师让家长听写生字，她从没有帮蒋在听写过。蒋在只能拿着复读机，自己照着课本录下需要听写的字，然后再跟着复读机听写。其实，看到这一幕的姜东霞也心疼女儿，但她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女儿明白，“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为自己负责，我帮不上任何忙。”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独立教育，蒋在的学习从来都很自觉，再加上过人的天资，她的成绩基本上是年级前几名。所以，老师和学校也拿这个“叛逆的学生”没办法。

　　与蒋在有些戏剧乃至传奇的童年比起来，黄钦高中之前的学生时代，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仔细想来，他们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早早就学会了自主独立。

　　黄钦说，“我爸妈从来对我都是散养。”舅舅母友鑫将这种“散养”归结为他们传统的观念。“我们都是农村人，主要精力还是在于让孩子们吃饱穿暖。”

　　恰恰是这种质朴的教育方式，为黄钦提供了自主独立的空间。母友鑫觉得，黄钦从小就是个自律性很强的孩子。“放学回到家，他一定是先做了作业再去玩，不需要大人管。”在母友鑫眼中，黄钦一直是完美小孩的代表：学习好、懂事、有礼貌、从不调皮捣蛋、不惹父母生气。

　　黄钦从小就知道，“学习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主动自觉的事情，与他人无关。”他最初上学的动力来源于“自己一个人在家呆着无聊，上学可以有人玩”；后来，就是考上清华北大的愿望了。他很感恩父母对他的宽待，他的童年是快乐无忧的。在小镇，学校放学很早，没有城里孩子各种课外的负担，黄钦每天开心蹦跳着回家。完成难度不大的作业后，他还会主动帮家里做些家务。

　　无忧的童年一直持续到黄钦初中毕业。高中，他考到了遵义市南白中学。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汇集了整个遵义市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群体之一。

　　在这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差距。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一直领跑全年级的黄钦，在遵义南白中学被分到了普通班。而即便在普通班，他也是中游水平的学生。那段时间，他一度心灰意冷，“跟清华北大或许无缘了。”这个时候，他的数学老师给了他鼓舞。老师对他说，“我觉得你是个有潜力的孩子，你努力一下，一定可以考到好的大学。”

　　黄钦很意外，“我都震惊了。因为我数学当时很差，我就想，老师怎么能这么相信我。”他又鼓起信心，追赶差距，很快又成为年级的前几名。

　　这也许是一种考验，老天爷总要在你一切顺遂的时候，悄悄扔个路障。

　　高考数学时，黄钦因为流鼻血，发挥失常，最终考了多分。对于大多数高考生来说，这个分数不低，走一个不错的一本大学也不是问题。但是清华北大是黄钦从小的梦想，再考一年，几乎是他走出考场就作出的决定。

　　复读一年，黄钦顶着很大的压力。

　　压力来自自己的同学们。“再读高三，我的前几个月几乎是在别人的世界度过的。”他每天跟考上大学的同学们视频，了解他们在大学的生活。

　　压力更来自未来的不可测。“谁知道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呢？万一再有意外怎么办？”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黄钦甚至不愿意去上课。说起来，遵义南白中学对他也宽容。不上课，老师就在办公室陪他聊天。

　　那段时间，他学会了情绪管理。“负面的情绪，必须要找到渠道疏解。”最终，他考了分，名列全省第7名，如愿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在这个世界，成功的天才总是少数。世俗的人们，总是感叹天才取得的成功，却不知道，他们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与众不同的蒋在，从小学时代开始就感受到了孤独。她的与众不同，以及超越同龄人的智识和思维，在常人眼中成了“叛逆”。

　　在小学的很长一段时间，别的同学在体育课上三五成群地做游戏，她却独自捧着一本厚厚的《哈佛课堂》，坐在操场的另一边阅读。文字是她最好的朋友。11岁时，她开始写诗。她的第一首诗歌的外在动力源于那时候她的表哥欺负她，总是喜欢大声读她的日记。于是她想到写诗，调皮的表哥就看不懂了。对于她来说，诗歌是一颗隐秘的星球，她是星球上的“小王子”。

　　写诗歌的内因在于，她一直被母亲小心呵护的灵性的生长的结果，就像溪水从高处流淌，自然而然。

　　从女儿11岁的诗中，姜东霞看到了女儿作为诗人的潜质。她却压着那些诗歌，没有同意发表。“那时蒋在还太小，她还无法很好地把控自己。如果那时候发表了她的诗，她就真把自己当成诗人了。”

　　一直到蒋在14岁，姜东霞才发表了女儿11岁时写的诗。恰好应验了姜东霞14年前对于蒋在的期许，这并不是她有意为之，她一直觉得，“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我们只是在命运的轨迹上行进。”

蒋在目前在加拿大奎斯特大学读大四，正准备申请硕博连读。

黄钦将在牛津大学继续读博，他希望成为像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那样的学者。

　　第一首诗歌发表后，蒋在成为《人民文学》作者史上年龄最小的诗人、贵州省作协会员……拥有一众前辈粉丝。曾有一位文学中年感叹：“生女当如蒋在。”

　　不过，已经成为诗人的少女蒋在，却一直怀有另外一个梦想——当一名老师。

　　小时候，她经常跟妈妈回到农村的老家。在那里，孩子们住的是茅草房，冬天穿着露脚的凉鞋，吃的勉强可以填饱肚子。那时，她就跟妈妈说，“这些小朋友真可怜，我的生活比他们幸福，完全就是因为我们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世界不公平。”

　　蒋在从高中开始就用自己的稿费定向资助一个孩子，还在假期组织同学们去支教。每次支教离开，小朋友们都会拉着她的手问，“老师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她知道，自己做的这些无法改变什么。这样的贫穷，必须由整体的教育改进才能解决。教育可以真正影响甚至改变一个人，所以，她决定以后当一名老师。

　　黄钦也有一个让更多人过得更好的愿望。

　　大学，为他的世界打开了一扇全新世界的大门。人生的视野越宽广，他思考的问题也变得越复杂。

　　中国的城乡差别，让他感同身受。有的城市里的人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享受发展的福利。可是在他的老家，像自己父母一般的人，奋斗一辈子可能都无法企及城市的生活。“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些问题。”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一方面 　　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黄钦没有急着去赚钱，而是决定申请牛津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实际上，赚钱于他个人和家庭来讲，也是一件急迫的事情。他的家里并不宽裕，更何况他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弟弟。

　　政治学看起来也并不是一个热门专业。黄钦却觉得，未来中国的改变，需要从政策正面推动，他希望成为一名像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一样的学者，这个国家的智库，政策改革的推动者。

　　对于一个出身小镇的青年来说，这样的决定几乎是一个赌注。

　　在更多的同龄人都在思考自己未来的生活如何过得更好的时候，黄钦想要让更多的人过得更好。“我不想自己的未来被世俗的利益束缚，我想做更多的事情。”

　　这样的路并不好走。光是参加牛津的考试，他就花了将近5万块钱。这对于小镇家里的父母，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但是父母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这么多的钱，他们从来没有犹豫，只会问我什么时候要这个钱。他们觉得，我开心就好。”

　　有人会问，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说改变世界这样的话，凭什么？黄钦说，“不要问凭什么，去做就好了。”一如当年，那个小镇孩子，坚定的要考清华大学。

　　年，黄钦最终如愿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硕士研究生。

黄钦从大一开始就在做义工。

　　人生的路越向前走，世界就变得越大。在新的世界里，有更多的诱惑。所幸的是，黄钦的梦想没有被诱惑吞蚀，反而愈发轮廓清晰。

　　身处牛津大学，他接触到一群与众不同的人：罗德学者。这个群体，过去对于他来说，是世界最优秀的一群人的代表，是闪着光、有些“梦幻”的存在。比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诺贝尔奖获得者、青霉素的发现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星系天文学创始人和观测宇宙学开拓者爱德文·哈勃；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等，他们都是罗德学者。

　　可在牛津，他更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群人的梦想与力量。他们不但心怀改变世界的愿望，还在真正的实践这个愿望。

　　黄钦的一位室友就是这样的人。他来自南非，是一名黑人，也是罗德学者。南非是白人主导的国家，最好的资源都由白人把持。可这位室友，却能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从底层走到牛津大学。他只有20多岁，想的却是“以后去改变南非黑人的生活境况、改变南非这个国家”的问题。他已在南非的政府实习和工作过，还打造了一个互联网平台，展示南非黑人的真实生活。

　　黄钦被这种力量感染，他开始渴望成为罗德学者中的一员。去年12月，罗德奖学金首次进入中国。黄钦觉得，自己可以去试试。

　　今年10月，他向评委会提交了申请材料。

　　在差不多的时间，与黄钦八个时区之隔的蒋在，也向罗德奖学金的评审会递交了申请材料——高中毕业后，蒋在顺利申请到了加拿大奎斯特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只是，对于蒋在来说，申请这个奖学金的初衷要简单得多。她希望从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历练，“体验一下这个过程。”

蒋在的愿望是当一名老师，希望通过教育改善这个国家。

　　递交了申请材料，蒋在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了。她已经大四，学业很重，她正在准备一些硕博连读的申请。

　　直到一个周末的晚上，蒋在收到一封陌生邮件。刚开始，她还以为是垃圾邮件，正在一边抱怨自己的个人信息怎么会被泄露出去，一边打开邮件准备删掉的时候，罗德奖学金的英文字母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认真读了邮件才知道，她居然通过了罗德奖学金的初审。这是个让她有些意外的结果，因为她不是很了解罗德奖学金，最开始她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通过。

　　第一轮视频面试很顺利，她的回答总能让对方点头认同。整个过程，面试官一直试图“考倒”她，这倒不是故意为难她，而是为了试探她的知识和视野的广度与深度。比如，面试官问了她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一个非洲的十分饥饿的孩子来讲，你觉得诗歌有什么用？”

　　向一个诗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多少有些挑衅的意味。成长路上见惯风浪的蒋在，在这样的时候从不会怵怕。她先是跳出问题的设定，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回答这个问题，“当一个人需要一张桌子的时候，我有一把椅子。这个人暂时用不上这把椅子，但是你不能说这把椅子没有用。”然后她又进一步做了一个颇具诗意的总结，“诗歌也许暂时不能拯救他的生命，却一定可以在以后的某个时候拯救他的灵魂。”

　　实际上，蒋在自身的成长经历，也是对这个问题很好的回答。她是一个诗人，她想做的事情是改变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命运。在她的身上，你很难厘清，是诗人的悲悯让她渴望帮助弱者；还是对弱者的感同身受，赋予她诗人更为敏感的特质。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交织，完整统一在她的身上。

　　同样是等待面试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黄钦所在的牛津，好像放慢了脚步。这段时间，对于黄钦来说，近乎一种煎熬。

　　他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用手机刷邮箱，生怕错过了评委会的来信。一度他等得心灰意冷。跟他一同递交申请的同学，有的已经得到了面试通知，但是他这边还迟迟没有消息。“我觉得自己可能落选了吧！”

　　命运当然不会辜负努力者的虔诚。

　　就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早上，他睁开眼睛还没有下床，习惯性地刷邮箱，一封来自评委会的未读邮件跳了出来——他通过了初审。

　　黄钦没有过多的时间兴奋，因为邮件告诉他，第一轮的电话面试在两天后举行。他必须马上准备面试。但实际上，对于这样重要的面试，其实并没有面试习题可以参考，他最多可以和同学模拟一下面试场景。

　　在接通考官电话之前，他一直很紧张。“会问什么问题？我能不能回答好？面试能顺利通过吗？”

　　不过，这一切的紧张，随着面试的开始就消散了，他更多的将精力放在对于问题的思考上面。整个面试过程，更像是师友之间对于一些问题的探讨。

　　时间终于来到年11月25日。按照罗德学者的选拔流程，经过初选，两轮面试环节之后，不到百分之一比例的入围者将进入最后的环节——终选周末。

　　这个周末由周五的一场欢迎晚宴开始，这场晚宴，也是社交礼仪与行为考察。晚宴设在上海一座久负盛名的酒店，据说这里曾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举行地。

　　晚宴开始前，14名终选入选者在大堂合影。按照罗德奖金学的遴选标准，这14位青年无疑是这个国家在这个年龄段最优秀的一群人。

　　面向相机，黄钦站在靠右边的位置，合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让他看起来朝气干练。他的左手边，隔了一个人，是蒋在。她微微偏着头，两缕黑发垂在肩上，枣色的小洋装，把她姣好的面容衬得更加美好。

　　一个是小镇乖乖少年，一个是“叛逆”少女诗人，他们的人生有各自的轨迹，却最终在高手如林的罗德学者选拔终选相遇。

　　他们的家乡在一处，可此前，他们从不认识。

　　罗德奖学金的一位评审曾在文章中说，“最终遴选，于我，是看到在靓丽的成绩单、履历，和推荐信后面的那个真实的，做了各种有勇气的选择，并为此行动的人。”

　　跟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蒋在觉得这是件太美好的事情。这些人，当然不止入选者，还有来自各个领域佼佼者的面试官，他们可以说是一群顶级聪明的人。

　　黄钦也珍视这样的机会。他在终选的两天前才从英国赶到上海。这两天，倒时差加上兴奋，他几乎只睡了三四个小时。不过，这不影响他在整个过程中继续保持充沛的精力。从开始到结束，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他一直在说话，不停地说，甚至没有时间吃饭。他记得晚宴上有一道汤，那道汤有很多个盖子，他揭一个盖子，就跟旁边的人聊一会儿天，终于揭到最后一个盖子了，却到了上下一道菜的时间。

　　第二天的周六是最后的面试。14位评审围着3米长的谈判桌正襟危坐，桌子远远的另一头是应试者。走进房间，就能感觉到紧张严肃的气氛。

　　黄钦发现，前一天还和善可亲的评审们，好像一下子严厉起来。他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会有评审直接指出，“我觉得你的观点是错误的。”黄钦知道，这是评审的一种策略，“他们想看看你在重压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越是这样的压力，黄钦反而紧张感越少。他不会因为评审们对自己观点的否定就缴械，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给出回应。

　　在这个最后环节，蒋在也会紧张，却没有负担。在她看来，能走到这个环节，已经达到了自己最初“历练一下”的设想，“结果怎样都不重要了。”

　　面试中，有姚明评审的“你为什么叫蒋在”，这样轻而易举就能回答的问题，也有“请将鲍勃迪伦和莱昂纳德科恩做一个比较”这样她并不熟悉的问题。

　　她告诉自己要真实展现自己，所以不熟悉的问题，她没有硬着头皮装懂，而是直接告诉评审，她并不了解科恩，但是她看过科恩写迪伦的一篇文章，针对这篇文章，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走出考场，黄钦和蒋在都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是他们对自己整个参选过程，不约而同的评价。

　　11月28日，第二届中国罗德学者决出。黄钦名列其中，蒋在遗憾地收到了落选邮件。

　　接到通知的时候，黄钦觉得那恍若梦境，“真的不敢相信，那么‘梦幻’的罗德奖学金，真的降临到我身上了。”另一边的蒋在有些许的失落，她在朋友圈写下：“再见了罗德奖学金，美好的回忆。”然后，又元气满满地投入新的生活。

　　黄钦和蒋在，他们都知道，罗德奖学金评选的落幕，不是结束；他们都是那么的年轻，富有朝气，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从上海出发，他们又回到各自的人生轨迹，为自己美好的梦想，继续奔跑。

来源：贵州都市报

记者：李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