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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宏杰，《中国国家地理》图片编辑、摄影师，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年开始摄影，做过工人、记者，年至今任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近三十年来，作品持续记录社会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状况，展现扎根于中国乡土的人物故事、风景民俗。拍有《西部招妻》《江湖耍猴人》《唐三彩的故乡》《割漆人》《朱仙镇木板年画》《采石场》《家当》等二十多组专题图片。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比赛优秀奖”。《家当》参加意大利国际摄影节，并在英国SESAME画廊、瑞士OrientalVisArt画廊及丹麦、挪威等地展出。
?本文是马宏杰作品《最后的耍猴人》的序言，磨铁图书授权思想潮发布。
我关心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文马宏杰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些题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我的摄影之路，最初是在寻觅儿时记忆里的环境和人。
我出生在那个全民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家里没给我留下一张小时候的照片。我的父亲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是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本可以上大学，因为爷爷有病，为减轻家里负担，年7月，他中学毕业后就工作了。当时国家有政策，凡在工厂考上大学的人，一切上学费用由厂里承担。父亲打算边上班边学习，不承想赶上“大跃进”，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上大学的梦想，也就没有了。
父亲至今珍藏着自己结婚前的一张相片，相片里的他很文艺，是个美男子。刚上班那会儿，父亲认识了一个女孩。那女孩胆大，很喜欢他，经常主动找他搭讪。父亲也喜欢她，就是担心自家条件差，和女孩家不是门当户对。有一次，在女孩的宿舍，两人交谈到很晚，父亲准备回家时，女孩极力挽留，还把灯给关了。这举动的言外之意，父亲当然清楚，但他不知所措地说了句“这样不好吧”，就起身离开了。从此，女孩没再找过父亲。
父亲20岁时，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母亲生在农村，和父亲没什么共同语言。年，父亲和母亲结婚。母亲很高兴，她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城里人。
后来就有了我和弟弟。从我们记事起，父母就经常吵架甚至打架。父亲遇到问题喜欢讲道理，没文化的母亲偏不吃这一套。生活中这些琐碎又巨大的矛盾，就这样伴随着他们的一生。那个年代，离婚是很丢人的事，他们只能凑合着过下去。
父亲在洛阳玻璃厂工作。我还没上学时，他总带着我和弟弟上班。玻璃厂有三个门，有的门卫看他带着孩子，经常不让进，他就绕到别的门进去。时间久了，厂里的门卫都认识了这个带孩子上班的男人，在他进门时常说一句“要斗私批修呵”，来刺激他一下。
等我稍大一些后，父亲把我送到了郊区的爷爷奶奶家。
爷爷走路时，腰是弯着的，那是接近90度的弯曲。我问父亲：“爷爷的腰是不是给地主做长工时累成这样的？”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父亲说：“不是，爷爷年轻时家里穷，他用扁担挑着面粉去赶集，回家后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再去赶集。每天挑着很重的担子赚钱生活，时间久了，腰就弯成这样了。”
爷爷家有两孔窑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给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饭，让我坐在窑洞前的凳子上吃。当时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收获的玉米，爷爷对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说：“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帮我把这些玉米扛到窑洞上的场里晒晒。”我大伯说了一句他没工夫，就走开了。爷爷开始自己装玉米。当爷爷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体弯成近90度，从正在吃饭的我面前走过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别人是用肩膀扛东西，爷爷是用腰扛东西，装着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我放下饭碗，不作声地跟在爷爷身后。我知道他还要爬一个约30度、长近20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运到我们住的窑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爷爷把麻袋放下了，我拉着他的手问：“为什么大伯不帮你把玉米扛上来？”爷爷笑笑说：“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顾不上了。”
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窑洞只有一个门，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门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胶布作遮挡，常会漏风漏雨，冬天还得用砖头再砌起来御寒。我问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厂上班，让他从厂里拿一块玻璃回来装上，不就可以了吗？”奶奶说：“孩子，我们马家人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这和偷人家东西一样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说：“等我上班后，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就去给你买一块玻璃，装在窗户上，让太阳照进来。”那时我五六岁，在奶奶的窗户上装一块玻璃，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
同一年秋天，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不是躺着的，父亲拿一床被子垫在他背后，爷爷就这样弯着腰，半坐在那儿，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爷爷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铁路旁。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会到窗口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地周围盖起了楼房。现在我坐火车路过，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墓地了。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房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厂30米高的烟囱，被母亲发现。我坐在烟囱上，远远看见她往这边跑，立马下来，溜得不见踪影。为此，我没少挨父亲揍。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话，他没少跟我讲。
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来我家做家访，她每来一次，我都得挨父亲一次揍。班上还有一个跟我家一样穷的孩子，他也经常因为老师家访而挨揍。那会儿，学校没有少先队，只有“红小兵”。除了我们俩，班上其他同学都是“红小兵”。
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开完毕业典礼，老师把我和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我宣布，你们俩从今天起是‘红小兵’了。”当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俩也是“红小兵”。就这样，我小学毕业了。
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印尼华侨。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男同学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确良”布料，很多同学都用这种布料做了白衬衣。父亲为省钱，用农村织的白粗布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用漂白粉漂白了。
这位华侨老师看到全班就我一个人穿了这样一件白衬衣，在冷嘲热讽后居然踢了我一脚，让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击，处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有了退学的想法。最后还是班主任谢老师做我父亲的工作，我才上完中学。
马宏杰摄影作品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玻璃厂的待业中心打工。当时有个朋友喜欢摄影，花多块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我常和他骑车去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拍照。那年代不称“摄影”称“照相”，大家把照相馆的师傅也称为“照相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用借来的相机拍摄的。
年，我也花多块钱买了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在报刊上发表更多作品。年，因为没钱结婚，我把这台相机卖了。结婚两年后，我又买了人生中第二台相机：美能达。
起初，我常在田间地头，还有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用镜头唤醒儿时记忆中的画面。慢慢地，对摄影的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摄影开始成为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摄影大师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JosefKoudelka）、赛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aoSalgado）……
有一天，我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心灵深处受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于是我决定，我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义无反顾地从工厂辞职。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我拍光了两千多个胶卷。
年，我和几个爱钻山沟的影友来到河南新安县峪里乡，发现这里都是石头盖的房子，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惯。这里有血参、天麻、五灵脂等珍贵药材，都深藏在悬崖峭壁上。我认识了以采药为生的于青发，他和同伴们身系绳索，攀缘在绝壁之上，出没于黄河两岸的大山之中。从年起至今，我每年都会和于青发他们进一次山。每次下悬崖拍摄时，他们都用碗口粗的绳子绑着我，并且总是他们先下我后下，极力保证我的安全。当时我就是想近距离拍出最真实的相片。一个摄影师想要有好作品，必须有直面生死的勇气。
为学习摄影和新闻写作，我先后读过几个学院的相关专业。年，我到河南经济日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后来，我又到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十年间，我做了四家报社的记者。中国的变革很快，很多社会矛盾开始进入我的镜头，一些祈求正义的人也希望媒体给予他们更多甲氧胺福林北京有白癜风专科医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