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汤惠民的文学空间” 瓜埠老街
作者：汤惠民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二岁的戴金荣接他老子班，当上了瓜埠镇保安团团长。
保安团由商会出钱供养，负责瓜埠街的治安，保卫商户，防范土匪的骚扰、抢劫。说来有点奇怪，保安团说是兵却没有统一的军装，说是警也没有正规的警服，号称是团，其实只有三十多人，十几条枪。保安团成员大多是从孙传芳部队被打散的士兵中招募而来，少数来自本镇的年轻人。保安团团部设在瓜埠东街的滚子桥桥口，平时训练地点在瓜埠山下西边的一块空地。训练主要是练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保安团从不参加检阅，踢正步没什么意义，而举石担子、扔石锁、摔跤是保安团经常训练的课目。除此以外，一有空闲，队员们就坐在团部门前擦十几支老旧的“汉阳造”，湿梅天擦得更勤。
瓜埠老街滚子桥
戴金荣能当上团长，全凭他的老子。戴金荣的老子戴恩茂，年轻时在上海不知怎地和杜月笙拉上了关系，入了安青帮，辈份为“悟”字。戴恩茂生得人高马大，大眼阔嘴。他长年游走于江湖，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加上为人四海，急公好义，遇到难事报上青帮“辈份”和“老头子”的名号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青帮内又分为“青槽子”、“横槽子”两个帮派。青槽子办事手段“文雅”，先礼后兵，先是给对方送上一封信或办一桌酒席，然后再索取钱财；而横槽子则不打招呼直接出手，“短路”、“绑架”、“放鸽子”、“仙人跳”，花样繁多。戴恩茂为横槽子，瓜埠当地的地痞流氓对他早有耳闻，只要他出面一般都会给个面子。商会正是看重戴恩茂在江湖中的地位和声望，才聘请他出任保安团团长一职。或许是因为经常去瓜埠山上的太平寺，听了宁远和尚的讲佛，感觉自己罪孽深重，所以戴恩茂萌生了带发修行的念头。
通向上坝头的青石板路
太平寺原名佛狸祠，始建于北魏太武帝时期。相传清乾隆皇帝经山东陆路南巡至瓜埠山下，太平寺赖月方丈献月饼有功，乾隆遂以“赖月”法号给所献月饼命名。到了民国时期瓜埠街上有三家做月饼的茶食店，均以“赖月”冠名，而三家中以倪公和的倪记“赖月”最为正宗。倪记赖月以豆沙、核桃、杏仁、瓜子仁、红梅、绿梅为原料，再配上等麻油、特级面粉精心制作而成，形状大于普通月饼，饼面有小孔，好似繁星拱月，清香扑鼻，酥甜可口，为月饼中的上品。经南北商贾带出瓜埠而使“赖月”声名远扬，成为瓜埠街无可替代的第一传统美食。
瓜埠山上佛狸祠后更名为太平寺
瓜埠街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东接东沟，南临龙袍，隔滁河西临玉带、长芦，北与灵岩、横梁接壤，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民国年间瓜埠是六合南圩区的政府所在地。南圩区辖龙袍、玉带、瓜埠、东沟四个乡镇。每到三、六、九逢集，瓜埠沿河码头从上摆渡到下摆渡，五、六百米长的河面上停满了大小各种船只，各式各样的竹排、木排。船上装满了来自上海和苏杭的丝绸、百货，来自景德镇的瓷器，来自安徽的药材、竹器，还有来自江西、福建的木材、板材，来自山东、河北的大枣、核桃。从瓜埠装船运出的主要有黄砂、红砂和砖头。卸货、装船的人忙得热火朝天。
瓜埠老街中街
从瓜埠山往西不到一里是东街，向南分别是中街、南街，向北是北街和土街。戴恩茂家住南街戴家巷内，儿子戴金荣喜武轻文，舞刀弄棒，从小跟南街铁匠店仇三练武，有拳脚功夫，正愁英雄无用武之地。当他跟他老子提出了要当保安团团长的要求时，戴恩茂问儿子：“你有什么能耐？”金荣并不回答，只见他随手从桌上拿起两只酒杯使劲向空中一扔，随即拔出插在腰间的匣枪，一扬手，“乒、乒”就是两枪，酒杯应声打碎。接着又拎起一个斤的石锁，站在半埋在土里的一口大缸缸口边，玩起了转“双龙”（扔石锁的一种花样玩法）。戴恩茂知道这功夫也是儿子跟铁匠店仇三学来的，高兴地说“这个团长就是儿子你了！”接着又说：“江湖险恶，你要小心谨慎，遇事要取中庸，给自己多留后路。”从此以后戴恩茂广结佛缘，每日在家养花、写字、念佛经。儿子戴金荣接班当了保安团团长。
老街戴家巷
瓜埠街有一千多年历史，五条街的长度，加起来远超高淳及周边县城老街，其繁华程度有时也不亚于县城六合。每到逢集，邻县仪征和本县四乡八集的人都来赶集。街上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沿街商户把要卖的各种商品摆到路边。算命的瞎子，卖香烟、卖桃子的小贩，拔牙的游医，编竹篮的篾匠，劁小猪的兽医，还有卖老鼠夹子、老鼠笼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老街上的捞鱼人
每年正月十五是瓜埠街最热闹的时候。瓜埠商会要求大商户要出钱、出力、出人，组成龙灯队和踩着高跷的骨牌灯队。骨牌灯用竹篾为骨，彩纸糊裱，每个灯就是一张牌，有天牌、地牌、虎头、阳七、阳八、九九、长三、红十，共三十六张灯，鹅毛小姐灯为配子。骨牌灯很是有趣。领灯的人报到哪张牌灯，举灯的人就要站出来。成牌时，商户就要放天地响和成捆的炮仗。街上的小娃子，跟在玩龙灯、踩高跷的队伍后面，拎着自扎的走马灯、兔子灯、蛤蟆灯、腰鼓灯、花船灯，边走边齐声叫道：“小娃子，小娃子，上街看灯喽！不要你红，不要你绿，就要你一支长蜡烛。”要一支长蜡烛是为了让玩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也是为商户讨个吉利。
瓜埠老街东面的土街
保安团的人白天在街上维持治安，晚上巡逻。只要商户按时上缴治安费，就可安安逸逸地做生意。戴金荣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大了治安费的收缴比例，多收的钱，用来为保安团配发统一的制服。在东街口的田四家布店，买了二十匹阴丹士林布，拿到南街的金家染坊染成黑色，再到林记裁缝店做了三十多套保安团制服，每个队员月收入也增加到五块大洋。队员们都夸小戴出手大方，比老戴更胎气。小戴知道只靠笼络人心是不行的，还要有硬的一手，才能让队员们心服口也服。保安团里的成员常常在当班之际强买强卖，商户敢怒不敢言。一天，成员王士才到南街的陈驼子鱼具店强行拿了一串鱼钩和三张丝网。陈驼子偏偏又是个十分小气的人，死活不给，被王士才一记老拳打掉两颗门牙。事情闹到戴团长那里，戴团长正想整顿保安团的纪律，他依照青帮的规矩，让王士才自己剁掉小拇指以示惩戒，还派人将陈驼子送到东街蔡记牙科诊所镶两颗金牙。在许记国元饭店和罗大嘴卤菜店、谢二刮子盐水鹅摊子吃白食不给钱的队员见状后，纷纷把欠账还给许掌柜、罗大嘴和谢二刮子。然而戴金荣的老娘每天上午上街买菜身后却跟着五六个保安团的人，戴老太看中什么拿什么，从没有人敢问戴老太要钱。深谙江湖规矩的戴恩茂，虽不问世事，但在背地里常告诫儿子：凡事不要过分，要给人留些面子，给自己留些后路。老街上的手艺人
一天戴团长得知南圩区杨区长的父亲病逝，他亲自带了二十多个队员为杨老太爷操办丧事。四人一班为杨家日夜站岗，还从仪征请来扬剧戏班子，从无锡请来锡剧班子，在杨家碾场连续唱戏十几天。出殡那天十多条枪乒乒、乓乓放了几十枪，丧事办得场面而隆重。事后杨区长夸戴金荣有能耐、会办事，拔专款为保安队增加人手和枪支，瓜埠保安团成为除六合县城之外装备最好的地方保安队伍。
保安团的力量加强了，水家湾、九里埂的“大褂子队”和散兵游勇不敢轻易到瓜埠街为非作歹。戴金荣心里很清楚，要想多收钱必须和大商户搞好关系。为此他安排几名保安团成员日夜守卫许记饭店、金家染坊、方记木器店、油米加工厂、董记酱园、倪记茶食店等几家大商户。瓜埠商会徐会长为首的几家商户老板，特地为保安团送上鎏金匾额一块，上书四个大字：“保境安民”。常去瓜埠街赶集的玉带、龙袍、东沟、长芦等外乡人都说，瓜埠人“邪”，其实并不是瓜埠人“邪”，而是戴金荣的保安队人“狠”。
退休老教师和他的学生
得到商会送的匾以后戴金荣十分开心，他对也在保安队里当差的侄子说：“长庚，今天派你到南货店打十斤酒，再到罗大嘴卤菜店和谢二刮子老鹅摊子，切五斤猪头肉，剁两只老鹅，晚上安排所有兄弟在团部喝酒。”“报告二爷，马上就去”。“什么二爷、三爷的，说了几次还改不过来，以后要喊团座，再叫二爷，我扇你嘴巴子。”
瓜埠人把买酒、买油、买肉说成“打酒”“打油”“打肉”，把买盐水鹅说成“剁老鹅”；称呼上也很少用“叔叔”“伯伯”，而称作“大爷”“二爷”“三爷”，最小的不叫“小爷”，而称为“老爷”，年龄大的，“爷”字前面就要加个“太”字，称作“大太爷”“二太爷”。
瓜埠街上的老住户
到年经济发达，物价稳定，也是民国最繁荣的十年黄金期。夜晚的瓜埠，客栈、饭店、赌场、烟馆的灯火和滁河水面船上的渔火如同天上的星星，瓜埠街也因此被人称为六合的“小上海”。好景不长，日本鬼子说来就来，整天在瓜埠街上横行霸道，日本鬼子的据点设在瓜埠山破山口。
民国27年初春，十二名鬼子当街枪杀居民三人，打死陈记布店伙计一人，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保安团作鸟兽散，戴金荣带着残部和全家老小跑到东沟投靠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行动总队抗日杀鬼子也残害百姓还不断和新四军搞摩擦，破坏统一战线。为首的叫徐熹，人称大老板原名管容德，浙江天台人，是抗战初期瓜埠一带有名的杀人魔王。和大老板齐名的是二老板，二老板叫王锡三，也曾是瓜埠的青帮老大。徐熹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一般用菜刀杀人，还喜欢爆炒人心下酒。徐熹生性多疑，善于化装，时常变换不同的装扮，谁要是认出来或多看他一眼那就必死无疑。
街上的老住户
南圩一带流行“喊了一声大老板，叫你活不到晚”的民谚。一次在瓜埠马路头子，一位妇女问一个在路边拾粪的老头：“大老板，请问到高脚片子怎么走？”那个女人还没到高脚片子就被人砍死了。原来那个拾粪的就是伪装的徐熹。还一次，徐熹在龙袍一家弄饭吃，临走时主人说声“谢谢大老板”，立马被他杀死。好在当时家里就一个人，要是还有其他人在，也是死路一条。又有一次，瓜埠一居民在饭店喝酒，随手从火柴盒里取出四根火柴，被徐熹看到，怀疑此人是新四军的探子，当晚被剖腹掏心。许多年以后，南圩人一提到大老板三字仍心有余悸。
中街原复元堂中药铺
时逢新四军二师东进支队在东沟一带打游击，戴金荣左右逢源，虚以委蛇。他一面为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提供情报，一面又帮助新四军购买枪支弹药。新四军二师东进支队在葛队长的率领下，在东沟朱庄打死下乡抢粮鬼子四人，戴金荣闻讯后，对葛队长说：“新四军是真抗日，本人虽手下有人、有枪却被鬼子打的东躲西藏，实在是惭愧啊！葛队长如信得过老弟，有事尽管开口。”葛队长说：“眼下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希望戴团长多做对抗日有益的事。我们东进支队有好几名伤员，急需救治……”没等葛队长说完，戴金荣说：“去瓜埠街买药的事就交给兄弟我了。”
采访路记银匠店
当晚戴团长派手下两名队员轻轻地叩开瓜埠中街的“复元堂”中药铺。复元堂老板姚宗海是个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乡绅，听说新四军急需药材，把铺里的三七、红花、白芍、牛膝、乳香、五灵脂、柴胡等十几种中药交给了来人，分文不取。姚先生只是卖药材的商人，并不替人看病，到哪里去找医生呢？姚先生说：“不要急，我写个条子给你们，你们去小摆渡找曾毅，如果一时找不到，再到东沟找吴熙伯或龙袍的胡正初，他们都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中医”。在东沟村民的掩护和名中医的精心治疗下，几名新四军伤员康复归队。很快新四军二师东进支队并入新四军东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驰骋江南，杀鬼子、保家乡。
老街上的老太太身体十分硬朗
盘踞在瓜埠山上的鬼子在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的多次打击下，整日龟缩在据点内，轻易不敢出动。他们主要任务就是要确保瓜埠陆路和水路的交通线畅通。到了抗战后期，忠义救国军南京总队将指挥部迁到东街的滚子桥。戴金荣通过潘小四子得到鬼子要将抢来的一批物资运到南京时，便将这一情报提前转告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沟游击队。当鬼子的运输小火轮刚驶入划子口江面，就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打死十多个鬼子，极大地振奋了民众的抗日士气。
滁河瓜埠段河边的破旧民房
抗战胜利后，戴金荣的队伍又重回瓜埠，保安团改名为还乡团。当年从瓜埠到南京必须先摆渡过河然后步行七八里路到皇厂河码头，再乘船到南京中山码头。戴金荣觉得在这条水路上捞钱来得快，于是还乡团以收保护费为由，勒索钱财。一天有个壮汉从中山码头上了船，上船后将两个打铁用的铁镦子放在座位旁边。船上卖票人对他说：“你还要再补两张票。”那人问道：“我一个人坐船，为什么要买两张票呢？”卖票人说：“你那两个铁镦子足有三、四百斤，还占地方。”那人听罢，便一手拎起一个，把两个铁镦子分别放在两条腿上，脸不红、气不喘地说：“你看这样行了吗？”船上的人被壮汉的神力惊得目瞪口呆，卖票人也不敢再要他补票了。偏偏戴金荣手下三人，却不吃这一套，想要动武。正在此时，戴金荣来了。他上前抬手给手下两个大耳刮子，说道：“你们瞎了眼了，也不看看他是谁？就你们三个人还想跟他动手？就算十个人也不够他打的！”原来壮汉正是瓜埠南街铁匠店仇三的儿子仇正清，戴金荣的师兄。
滁河边的老住户
再说，原在瓜埠的那部分忠义救国军成为了戴笠手下的军统成员。军统多次派人与戴金荣联系，要把他和还乡团几名成员发展成为军统情报员。戴金荣深知，这些军统成员个个手上沾满了共产党和老百姓的鲜血，他始终记住父亲多次告诫他“做人要留后路”的话，便以各种理由推诿拖延。他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所以他只捞钱财，从不害人性命。
戴金荣的还乡团听命于国民党军统行动队，好事也做，坏事也干。好事是帮有钱的、当官的做，坏事是欺压小商户和平民老百姓。瓜埠南街街头有块空地，四周长着槐树、桃树和柿子树，还有香气扑鼻的白兰花、栀子花。这个地方清朝时为清兵的营房，故瓜埠街上人称为“营房头”。后来老百姓读白了，读成“鱼网头”或“阎王头”。营房头住着几户人家。这一天李家姑娘正在门前树下绣花，恰巧被刚从渡口下船的戴金荣看到。他一见李家姑娘生得千般好看、万般娇媚，就上前对李姑娘说：“嫁给我做小，怎样？”李姑娘见来人仪表堂堂，和颜悦色，样子并不凶恶，低声回了一句：“不好，人家还小呢！”
营房头上的老宅
转眼到了农历九月十八，戴金荣骑着一匹枣红马，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腰扎红绸带，胸佩大红花，一副新郎官的打扮，身后跟着二十多个还乡团的人，背着枪，抬着花轿、贺礼。水礼有对鸡、对鸭、菱藕、鱼虾；旱礼有绫罗、绸缎、香烟、酒茶等，整整八大罩，还准备了一枚刚从南街路记银匠店打造的金戒指。戴金荣闯进李家，见到李姑娘的老子和老娘，双膝跪地，双手抱拳：“岳父、岳母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说完让人把贺礼抬进屋，自己一把将李姑娘抱进花轿，强行为她戴上金戒指。临走时对李姑娘老子、老娘说：“这回就不放炮仗了，我用放枪代替放炮仗。”说完“乒乒乒、乓乓乓”放六十六枪。
紧临滁河的营房头
李姑娘嫁到戴家后，戴金荣对她疼爱有加，还常带她去南京，到扬州，为她买许多胭脂花粉和时新的衣服。几年后李姑娘为戴金荣先后生下六个儿女，个个生得身材像父，容貌像母。
又过了几年，六合解放、瓜埠解放、南京解放，人民当家作主了。因戴金荣曾为新四军抗日做过好事，手上又没有血债，政府对他宽大处理。虽然在后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中，戴金荣都被批斗、挂牌游街，但却保住了性命。戴金荣活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终年82岁。
最近，他的后人听说瓜埠老街正在整修翻建，百感交集，感慨万分！
写于年6月28日
本文作者摄于滁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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